是控制大片领土的单一政治结构,它凭借暴力征收贡品和赋税,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有效发展。三是资本主义(市场)生产方式与现代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力。至于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则是94生产方式和历史体系的产物。其次,深受普里高津和年鉴学派的影响,沃勒斯坦的历史体系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性质的大范围长时段的社会系统,它具有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沃勒斯坦认为,历史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实体单位的多样性决定了时空的多样性,不同的实体有着不同的时空维度。他将普里高津的多元时空观和布罗代尔的三种时间观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五种时空:地缘政治时空、周期—意识形态时空、结构时空、永恒时空和转型时空。[10]这种时空观否定了传统史学的单线时间观,肯定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共存的可能。作为一个耗散系统,历史体系的演化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当历史体系处于平衡态时,它朝着某种确定的状态演化,这种稳定的行为可以使我们预言这个演化阶段的任何状态;当历史体系远离平衡状态时,一定的涨落可能被放大,一旦达到一个临界阈值,历史体系的既存结构就会受到威胁,新的秩序可能产生。这个临界阈值就是分叉点,在分叉点上,历史体系的下一个形态是无法确定的。在历史体系的稳定状态期间,即两个分叉点之间,确定性起着支配性作用;在历史体系的分叉点上,涨落和不确定性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历史的发展是确定性和随机性的连接,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当既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终结时,有可能出现三种类型的历史体系:主权多方分割和本地等级制度相结合的新封建主义、某种形式的民主法西斯主义和高度平等的世界社会主义。[6](PP108-109)再次,沃勒斯坦从全球性的视角批评了欧洲中心史观。沃勒斯坦指出:“在欧洲统治整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时刻,社会科学因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社会科学既然在这个熔炉中形成,其选题、推理、方法论和认识论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反映这个熔炉的局限性。”[12](P168)欧洲的历史编纂学总是将16-19世纪发生于欧洲的事件都视为新事物,然后从欧洲文化中为这些新事物寻找基因,这实际上是为欧洲统治世界寻找合法性依据。沃勒斯坦否定了普遍主义和进步主义,认为普遍主义和进步主义都是辉格党人历史解释的理论化。这种历史观认为现在比过去更好,过去必然造就现在, 16世纪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一切代表着一处适用的模式,是人类进步不可逆转的伟大成就。但

从世界体系的视野看来,这种普遍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普遍主义,而是一种伪饰的特殊主义,即对西方历史发展模式的一种宛若普遍主义的表述。进步主义对西方来说可能是适用的,但对非西方而言是强加的。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福山强调经济发展和获得认可两个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中渗入了唯物主义因素。他的时空观是近代自然科学的时空观,这种时空在空间上是匀质的无限大,在时间上是匀速的无限长,基于这种时空观的宇宙和社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然从这种时空观中推导出来的历史终结论也是错误的。沃勒斯坦的唯物主义主要集中于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问题上,缺乏对物质与意识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这种唯物主义缺乏辩证性,不能视为完整的唯物主义。但他吸收了20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强调时空的多元性、有限性和复杂性,因而可以演绎出一个资本主义终结的推论。沃勒斯坦的历史观实际上构成了对福山的历史观的否定,正如20世纪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否定。三、历史终结与主体的实践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历史即将被终结,涉及到主体实践的意义及其可能。福山的意识形态终结意味着人们进入后历史时代,人们的实践是消极的,最后之人即是一个蛋白质化的人;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终结之后的美好社会只是一种可能,正是这种可能使主体的实践变得非常必要并且意义重大。福山认为,当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时,自由民主制度创造了“最后之人”,“最后之人”是一种欲望和理性组合出来的没有抱负之人。在一个后历史世界中,虽然民族国家继续存在,但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和平相处有机融合,人们不再设计意识形态并为之而斗争。未来所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与经济有关的问题,如技术创新、财政赤字、社会保障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会带来任何体制的变革,只会继续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最后之人实际上是基督教末世论中的基督徒,只不过他们所获得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政治家们所承诺给他们带来的那种生活,即有安全保障和丰裕物质的生活。但是优越意识和获得认可的愿望依然存在,不过人们只能在体育、经济和艺术领域得到发泄,因为战争已经不可能。各类的体育竞赛取代血腥战争,世界杯取代军备竞赛,人们以一种纯粹形式主义的贵族风度来展现其优越意识。美国的加利弗尼亚州也许是后历史世界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那里有热衷于高风险人们的休闲运动,如攀岩、滑翔、高空跳水、马拉松长跑、铁人运动等,这些运动员以此作为精神上的发泄。在

艺术上,功利95主义使传统艺术难以获得纯粹的形式,因为艺术家们总是在美学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徘徊。在历史终结之后,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都将走向终结,艺术活动将屈服于空洞的形式主义。总之,在历史终结之后,人们的实践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优越意识虽然不会被法律禁止,但也不受到鼓励,因为它可能与民主社会的平等理念发生冲突。对此,福山感叹:“历史的终结将是一个悲哀的时代。为获得认可的斗争、为了纯粹抽象目的冒生命危险的意愿、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倡导勇敢、勇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的,它将被经济上的算计、无休止地解决技术问题与环境问题和复杂的消费者需求的满足所替代。在一个后历史时代,没有艺术和哲学,只有持久地守护人类历史的博物馆。”[5]沃勒斯坦的观点与福山相反,他认为当资本主义历史体系走向终结时,未来是不确定的,人类的创造性和自由意志可以充分发挥。历史体系是人们考察世界的基本单位,人们从所居的历史体系中来观察它的结构和演化,从而寻求改造它。因此,人们既是它的观察者,又是它的实践者。在历史体系的不同阶段,人们的实践行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在历史体系的稳定阶段,人们的实践不会对历史体系产生多大的影响,历史体系按既有的规律运行;在历史体系的终结阶段和分叉点上,一是产生什么样的新历史体系有多种可能性,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更好还是更坏,另一是小投入大产出,人们的实践对新历史体系诞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处于稳定时期历史体系的影响。沃勒斯坦指出:“不确定性是奇妙的,而确定性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将是道德的死亡。如果我们的未来是确定的,就不可能有做任何事情的道德动力。既然所有的行为都落入注定的确定性之内,我们将毫无约束地沉醉于各种激情和追求各种利己主义。如果万物都是确定的,未来对创造性敞开大门,不仅是人文的创造力,而且包括所有自然的创造力。它向可能性敞开大门,因而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12](P4)正是在分叉点上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人们的实践最有意义,自由意志得以彰显。这正是对福山的后历史世界理论的巅覆。知识引导抉择,过去导向未来。因而在分叉点上,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变得非常重要,他们的知识所揭示的“真相”引导着人们沿着哪条叉道前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是一个工具。在运用这个工具建构一个历史体系上,社会科学家的责任重大。首先,社会科学家要对历史体系的结构进行分析。历史体系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有一个完整的演化进程。为预言危机,必需对历史体系进行全

面分析,了解其上一个历史体系的终结和当前历史体系的形成、运行和动态平衡,以及新一个分叉点出现的可能性和时间。其次,建构一个新的知识结构。对历史体系的研究是一种整体性研究,它必需要打破传统学科的划分,实现诸学科的融合。只有整体性的知识,才可能真正揭示历史的真相。在分叉点上,“为了达到一个最佳的抉择,我们[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小心地衡量所有领域的所有因素。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相互交流,平等合作。”[12](P249)在新的社会科学范型的倡导方面,沃勒斯坦提出以一体化学科方法(unidisciplinary approach)建构历史社会科学,不仅要求超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边界,而且还要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因此,哲学和艺术不但不会消亡,而且会被赋予新的形态和意义。再次,社会科学家必需进行政治和道德的判断。在分叉点上,社会科学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寻求一个替代的历史体系,更重要的是新的世界必需更加美好;这个美好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在现实世界中将之作为一个政治目标来实现。政治和道德的抉择使社会科学家的知识服务于新历史体系的建构,使历史为现实服务,将过去与未来紧密衔接。总之,在资本主义历史体系走向终结时,不确定性会使我们的实践更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一个全球性的危机之前,我们的实践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所面临的生存状态。在历史终结这个问题上,福山和沃勒斯坦都是乐观的,但是不同性质的乐观。福山的乐观是决定论的,人类是普遍的历史法则的奴隶。当历史按既定的逻辑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社会时,我们的实践、道德和政治都失去其意义,因而它实际上又是悲观的。沃勒斯坦的乐观是谨慎的,他所强调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发挥了人的自由意志,使我们成为历史的建构者,我们的实践具有积极意义。四、余　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再版,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巅覆。福山对现代化理论评价甚高,他指出:“最后一部有意义的世界普遍史准备在20世纪完成,但它不是一个个人创作物,而是一群社会学家(特别是美国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内容以二战以来为主,96总标题是‘现代化理论’。”“虽然现代化理论之间在历史演变如何直线发展以及是否存在着现代化的替代道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性的,也没有人怀疑工业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它的终点。”[6](PP77-78)可见,福山其实是将自己的历史终结论视为现代化理论的延续。但敲响现代化理论丧钟的并非福山所指的民族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