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未再发生。整整三年后，马歇尔于1949年6月与顾维钧谈及此役时说：“共军对政府军仅有一次鏖战是在四平街，结果共军败北，这对他们是一次沉痛的教训。此后，他们留心不再重蹈覆辙。”《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第130页。“不再重蹈覆辙”其实就是结论。 　　四平失守后，刘少奇于5月21日致电各中央局并周恩来等，判断：“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为此，总体部署是制止或推迟内战爆发的时间，“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围绕这个意图，中共做出两项部署，其一，要求各地“避免挑衅，拖延时间”；其二，“对于顽军在各处的进攻和蚕食，我应在当地积极予以打击”，“如果没有这种报复，顽军的部分进攻和蚕食必然更加猖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6页。。中共后来的行动，基本上是围绕上述意图和安排而展开的。 　　5月21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除对顽方进攻之地区例如定远、夏邑、萧县等处予以还击收复失地外，仍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1页。以上各县分属安徽、河南、江苏，这表明，中共最初的还击计划，是一个分散的、小规模的、战术性质的。 　　5月23日(梗日)，新四军军长陈毅致电延安，建议：拟以一部配合华中对徐州进行运动防御，而集中30余团围攻济南，至多一个月可以攻克《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3页注1。华中指华中军区张鼎丞、粟裕部。。在这里，陈提出了进攻济南的问题，显然，这种考虑不属于前面那种战术性还击计划，而是继长春之后又一重大的战略考虑。 　　延安没有立即接受、也没有否定进攻济南的建议，但选择的报复反击地区，则由原来的安徽等数省集中到山东。5月28日，刘少奇致电张鼎丞、粟裕及陈毅等，指示张、粟向军调部及有关执行小组发出照会，要求制止国民党军的进占行动，同时指示：“山东对枣庄伪军亦可用陈(毅)名义向徐州小组及执行部发出照会，要求解散该伪，否则我将打击之。如限期到，执行小组无办法，即攻下枣庄。”《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7、48页。 　　5月30日，毛复电陈毅，答复其关于进攻济南的梗电，指示先打泰安、大汶口等地，“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然后决定我主力使用方向”《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2页。。对于进攻济南一事仍然既未明确否定也未明确同意。 　

　　根据刘少奇的要求，5月30日华东局致电延安：我们拟就一个照会，分致南京三人委员会及北平执行部，拟于5日送出，10日不得答复，即于11日开始夺取泰安、大汶口、周村、张店、德州、枣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5页注3。。担任进攻泰安、大汶口的新四军一纵当日接到命令：“攻击泰(安)、汶(口)的准备应10日完成”《赖传珠日记》，1946年5月30日，人民出版社，1987年。赖时任一纵政委。。也就是说，中共原定6月10日完成准备，11日发起进攻。 　　5月31日，毛复电华东局：“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占我四平、长春、吉林等十余城，现正向哈尔滨进攻中。在关内，五个月来占我城镇乡村数百处……因此你们已用不着事先提出照会即可动手攻取泰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4页。。毛电表明，中共此次山东行动，是把东北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具有战略牵制的意图。 　　6月1日，毛再电华东局，明确答复陈毅梗电：“经考虑后，同意你们辰梗电所提战略方针，但应先夺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诸点，然后进攻济南。”进攻济南，使此次行动的战略意图明确起来，只有夺取济南，才能扭转退出长春后的被动态势，牵制国民党军向哈尔滨进兵，并改变南京谈判的局面。毛同时通告：“致南京、北平照会修改后已发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8页。，仍先礼后兵。 　　6月1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提出一份备忘录，此即“照会”，列出关内停战以来，国民党方面10余次违约行动，表示：“若不立即在东北停战，速谋全盘解决，则关内各地纠纷只有扩大决无减少可能，势非演成全国范围之冲突不止。”《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83页。 　　此时，新四军的行动时间一再提前，赖传珠6月4日记载：“叶(飞)回来，传达我军任务，规定10日开始攻泰安、汶口”《赖传珠日记》，1946年6月4日。叶飞时任新四军一纵司令。。6月5日，毛电令陈毅等：“望于数日内攻取泰安、大汶口……枣庄等地，愈快愈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8页注1。所以催促陈毅行动，是因为此时停战令即将下达。6月6日赖传珠记载：“11时接中央及陈(毅)电，改7日开始攻击，务于12日完成任务。”《赖传珠日记》，1946年6月6日。 　　6月7日起，新四军陈毅部对泰安等地相继发起进攻，6月11日，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致电蒋，报告战况并对中共意图判断如下：“查共匪此次在山东全境各要地发动之攻击，总共兵力确在十五万以上，截至本真止，张店、周村、胶县、蓝村等处地区，已先后失陷，泰安、德州已陷情况不明之状态

……揆其企图，主在夺取济南、青岛后，占领山东全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363、364页。可见陈毅部已迅速形成对济南、青岛的威胁。 　　6月12日，毛致电周恩来等：“我占枣庄、泰安、德县后，声威大振，美怕我攻青，国怕我攻济，此时我如在彼方不攻五师及不增加军队等条件下保证不攻青、济，美蒋即可安心。”《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0—91页。“五师”即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该部长期被围困在鄂豫交界的狭小地区，为此，毛提出不攻青、济作为国民党不攻五师的交换条件。按此指示，6月12日在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时表示：“我可保证绝不会打青岛、济南……除非政府军要消灭我们的第五师，那情况可就难说了。”《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20页。 　　然而这个交换看来未成功。6月19日，毛致电陈毅：“宁周电称，蒋决定大打，除围攻五师外，胶东苏中两区必定进攻”，为此,毛电令：“准备夺取济南”《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75页。。此时，蒋迅速将五十四军调入青岛,七十三军调入济南。21日，毛致陈毅电指出：“蒋在济南增加一个军，暂难攻击”《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4页。。最终，中共放弃了这一计划。由于交换条件未能成立，6月26日，五师开始突围五师突围之际，周恩来仍试图以济南问题掩护其突围，6月28日周与马歇尔会谈时说：“该地(按：指李先念部)我方处劣势，会有损失的，同时这里的冲突也会使别的地方(如济南)的战事扩大”(《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89页)。。 　　中共此次山东行动当然是有政治意图的。6月12日，毛致电中共南京代表团通报山东战况和华北部署，表示：“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69页。也就是说，要以坚决有力的军事反击改变南京的谈判地位，从而求得有利条件下的和平，这一点是毛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一贯方式。 　　综上所述，中共此次山东行动的战略意图大致有三点：第一，牵制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继续进攻；第二，构成保障新四军五师的交换条件；第三，配合南京谈判。然而，此一战略意图在济南遇到了与长春(四平)相同的问题，即中共的力量尚不足以取得战略性的成果，故难以取得有力的谈判地位。由于济南未能得手，南京谈判的局面也未能扭转。 　　 　　谈判策略与谈判进展 　　 　　周恩来于停战令生效当日返回延安，迄今为止的有关记载仅披露：“此次恩来回延讨论时局，决定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期也好。”《毛泽东军

事文集》第3卷，第26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毛泽东年谱》，关于此事的记载均只此几句，而《刘少奇年谱》、《任弼时年谱》对此则只字未提，中共是如何评估和战大局的，又是如何磋商因应对策的，尚待材料的进一步公开。6月9日，周再返南京，随即开始了停战令规定的三项谈判，按停战令的时限，三项谈判应于6月21日结束。 　　中共参加此次谈判的策略，重点放在谈判的程序上，力求将三项谈判分开，以期分别解决问题。6月11日晚，周恩来就谈判方针向徐永昌表示：“中共可打消政治、军事配合解决之原则，决先求‘停战’‘交通’‘整军’三问题之各别解决。”《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1日。6月14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又表示：“我们愿就此次协商的程序，实事求是按部就班的解决问题。”《新华日报》1946年6月18日。 　　如前所述，中共此时的总方针是推迟内战爆发，具体讲，其主要步骤就是拖延谈判，而拖延谈判的主要步骤，正是三项谈判“按部就班”地“各别解决”，而各别解决的具体步骤则是：求得交通、停战两协议先行签订，使整军方案延长讨论6月19日中共南京代表团致中共中央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1页注1。。 　　中共关于各别解决的意见引起了徐永昌的警觉，6月17日，徐向马歇尔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三项协议“同时签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336页。。也就是说，将三项协议捆在一起，一项不成立，其余也不能成立，以使谈判无法拖延。 　　综上所述，“各别解决”与“同时签字”，此即国共两方主要的谈判策略。 　　中共的另一策略是，力求加强与美方的合作。6月10日，周恩来于返宁后首次与马歇尔会谈时表示：“某些事宁可先经过美共合作，再国共合作。如铁路、煤矿等等，先找美国的朋友到我们的区域来合作……然后再和政府经营的铁路联接起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11页。首先美共合作，然后国共合作，显然有分化国、美的意思，但这个意见未能奏效。 　　此次谈判蒋启用了曾留学美国、且具有无党派人士身份的交通部长俞大维，俞于5月15日刚刚就任该职，这是蒋为改变其一党训政的形象而有意做出的一项安排。俞在此次谈判中主要担任与美方先期协调的工作，6月12日，蒋约俞与徐永昌磋商，徐记载：“俞主由渠先与马交换意见，俟彼此大体一致时，再由余与会商。蒋先生是之。”《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2日。这是俞大维头一次介入国共谈判。 　　三项谈判的草案，分别由徐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