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以目的语文化为视点，更多地用佛教概念来对译基督教的概念，对一部分没有多少文化内涵的原语词汇赋予了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有时还用典型的儒家思想来代替。胡适及其所代表的编译委员会是梁实秋的翻译活动的赞助者，为他支付各种费用，安排出版有关事宜，他们不仅是翻译任务的委派者，还是翻译的发起者和委托人。胡适等对梁实秋的翻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采用有节奏的散文，翻译不能采用解释的方法（paraphrase），文中难译之处，须详加注释。实际上，胡适就是要求他以原语文化为视点，更注重保留原语的语言文化形象。梁实秋说他在翻译莎剧时未作任何删节，试图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原文忠实地予以再现，这显然与赞助者的影响密切相关。（贺显斌，2005：116 ）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对翻译产品的产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译者的主观性、译者所处年代的限制，译者自身对所译作品的态度、以及译者人生阅历、判断标准、价值观点的客观存在，加上译者在翻译时，必须面对现时的目标读者，更多地考虑现时读者的需求和接受水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是无法避免的（陈秀，2002：

22）。正因为如此，翻译不再是简单的忠实再现原文的行为，而是一个审慎的和有意识的选择和制造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篡改和造假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译者就与作家和政客一样，参与到了创造知识和打造社会这种权力行为中来了（王东风，2007：x）。早在两千多年前，西塞罗在罗马征服希腊后不久，就曾扬言：“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跟着原文逐字翻译”。“翻译要唯我独尊”（Robinson，2002：8）。贺拉斯将被征服希腊文化视为人皆可取的“公共产业”（common ground），“你可以从这些公共产业中获取私人的财产”（to treat what is common in a way of your own）（Robinson，2002：8）。尼采认为“翻译即征服”（translation means conquering）（Robinson，2002：262）。施莱格尔坦言，“现在我们不动干戈（peaceful raid）洗劫了外国，从那里掠得诗歌无数（poetic spoils），满载而归（Robinson，2002：220）”。我国林纾、严复等翻译家将翻译作为一种工具，目的是为了介绍西方社会反映出来的思想，文化，风俗等，以此来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因而在翻译中采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对原文大加发挥。辜鸿铭在将《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经典古籍翻译成外文时，为了求得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理解和尊重不得已而采取了归化的策略。五四时期文化激进派和守旧派对于严复“信、达、雅”的争论等这些都反映了译者在权力斗争中将翻译作为工具的明证。

4. 结语

布迪厄认为，语言不是客观中立的媒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在言语交流中，始终有难以辨认的权力支配关系潜在地发挥作用。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社会系统内部的一种操作力量，是语言争夺中心位置强有力的武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各种矛盾实质上体现了各种权力关系之争。在国际文化场域中，由于各自语言所处的不同位置，强势语言国家与弱势语言国家之间常常处于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国家内各个利益集团则为了争夺文化场域的中心位置，也将翻译作为一种武器进行斗争，国家与个人、赞助人与译者、译者与翻译作品之间也常常表现为一种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是互动的。被操控一方尤其是弱势语言国家更应该看到二者之间的互动性，充分利用翻译这个争夺中心位置的武器，通过翻译，不断累积文化资本，从而从边缘走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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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摘自2006年5月14日中央电视台一套《焦点访谈：中国出版业越走越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