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对《纽约时报》世博会报道的实践层面分析

的，其优势是火力集中，使论点看起来鲜明有力；但另一方面，它看似公正，引用的也都是民间的声音，但是它选取的声音都是有利于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是过滤了很多信息，甚至在不同层面上使用信息，声音的代表性及真实性都有待考证。同时，对于中国的国家事件，《纽约时报》也意识到了，民众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引用其中的和自己预设观点相似的话语，可以增加可信度，至于该类观点的代表性如何则不需要说明。

从引语的功用来看，来自民众的声音大多是为了说明以下两个问题：1）政府的强权与好大喜功造成民众的困扰和反对；2）中国的人权遭到侵害。引语是为了说明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是站在对立面的，受到政府的限制于迫害，而在这一点上，与西方一直塑造的中国政府的形象和中国的政治情况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自中国的民间声音来自西方内在声音与在文本中是相呼应的，都是为了印证西方视角的正确性，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发出中国的声音。

通常情况下，引语数量的多少可以反映话语权的问题。与写作者意识形架相似的话语更容易被引用并占据主导地位，而相反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则容忽略。而从西方媒体的角度来看，来自东方民间反对政府的声音，与西方媒体一直建构的中国形象相符，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相似的意识框架使得西方读者更容易接受。中国，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还存在几分神秘，大多数西方读者对中国的认识主要通过西方的媒体，其认知框架早已形成，读文章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只不过是原有的加强罢了。

5.2社会实践层面分析

从以上对文本从微观、宏观及互文的分析来看，《纽约时报》对于世博会的态度非常鲜明。从认知的角度来说，中国将世博会作为再一次展示中国崛起的盛宴，而《纽约时报》将其视为一次政府好大喜功的行为，在此过程中不仅忽视人权，还造成了一系列问题，这种认知本身就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是将中国放在不合理的一方来考量，隐含的意义就是西方是站在合理性的一方。其后《纽约时报》对于中国的各种批评，包括世博会建设问题、城市建设问题、城市文化管理等问题也始终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展开的。中国始终是站在西方的对立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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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个异端，而其评判异与不异的标准就是民主与人权——至少在文本中是这样显现的。

例如在文本Clinton Sees House She Helped Build at China Expo（克林顿夫人参观世博会中由她协助建造的建筑）中，关于美国世博会政府态度是，有这样一句描述：America's participation was in jeopardy because Congress restricts the spending of public money on world's fairs（美国参与世博会被限制，因为国会限制世界博览会的公共资金支出）。而文本China: World Expo Opens（中国：世博会开幕）中，关于中国世博会的耗资，有这样的语句：The city has spent $45 billion, more than Beijing spent on the 2008 Olympics, to put on what it says will be the biggest Expo ever（上海使用了450亿美元打造史上最盛大的世博会，花费超过奥运会），事实上，对于世博会的耗资问题，在所有14篇负面倾向报道中出现有8次之多，在这里，美国被视为合理性的一方，限制世博会的支出是合理的，而如果为世博会耗巨资则是不合理的一方，被批评的一方。

在被放在与西方对立的位置的同时，《纽约时报》也给中国归结了一些同伴：朝鲜。在本文Shanghai Is Sprucing Up Its Image（上海装饰城市形象中）中，有这样的描述：Anyone wondering about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s political style, with Pyongyang’s showcase boulevards and its mass games, those carefully orchestrated displays of unanimity, could do worse than to visit workers’ quarters here（那些对朝鲜的政治风格，平壤大道上的政治作秀和大众活动感兴趣的人，哪些会精心安排展示一致性的人，可以中国参观参观工人宿舍）。在美国看来，朝鲜和中国都处在极权统治、不民主、没有人权的状态。

通过对文本分析及意识形态流变的总结，可以看出《纽约时报》还残留着冷战时期的思维，站在西方经典的民主、个人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和上海世博会。这种二元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也反过来强化了原有的这种思维结构，从而使得美国始终站在合法性的一方，始终站在解救者的位置。

然而问题也并非这样简单，西方和中国却并不在一个语言框架下进行对话，双方的对话没有共有的概念基础，由此造成鸡同鸭讲的混乱局面，沟通在这里只能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其实每个事物都是一面多棱镜，都有很多观察的视角。比如世博会参观人数的议题上，中国政府从中看到的是展示中华民族形象、唤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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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纽约时报》世博会报道的实践层面分析

众团结情绪的机会，是集体主义的视角；《纽约时报》看到的则是政府对人们的威胁和强权，个人主义的视角。当以一种意识形态去看待事物时，每个事物都会展现出它其中的一面，成为固有的意识形态的论据，这就是论据本身传达的信息。

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论从概念上可以部分地归为18世纪自由意志论的主张（西方）和19世纪平均主义信条（中国）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一边认为人权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边认为人权就是个体有权利享受社会安全以及平等的就业和生活水准。这样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孰对孰错的问题，它是有历史原因的，西方自英国发端个人主义，一直视其为崇高而不可亵渎的基本原则；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政治上始终是以大一统为普遍状态，思想上也是遵循儒家文化，讲求礼——礼作为一种秩序规范，必然是指向集体的、社会的。这两套不同的文化、社会体系本身就不在一个相同的语境、框架之下，因此看待问题自然会有不同的视角。

事实上，简单的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民主与非民主，或尊重人权与不尊重人权并不符合现在国际格局的实际状况。比如现在亚洲发展状况良好的国家，如韩国、日本，它们的民主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分权的民主，它们的政府是一种软权威，其政府虽然不直接限制言论自由，但可能会通过媒体行业同盟之类的行业协会向记者施加压力。因此若从政治情况或人权来看待世界上的国家，也应该具有多元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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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6.1研究小结

本文按照费尔克拉夫的框架，分别从文本层面、文本实践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进行考察分析，分析的视角/工具包括：标题分析、过度修饰分析、及物性分析、宏观结构分析、互文性分析（包括论据分析和引语分析）及意识形态分析。通过从微观到宏观再到超越文本本身的社会层面分析，本文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纽约时报》报道主题包括：世博运营、文化事件、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涉及议题有：世博会参观人数、上海双年展、限制穿睡衣上街的行为、消除中式英语、建立中国生态城市的计划夭折、城市建设、磁悬浮工程、世博前隐藏盗版、打击犯罪，主要的论述方法是罗列事实，即罗列中国政府好大喜功，侵害人民利益的种种事件，缺乏纵深的因果分析，在采用其他声音作为佐证时，选择的都是能代表自己观点的引用，论述不够有力。这也可以看出其论述过程中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特征。

第二，《纽约时报》将整个负面倾向报道都放在“政府好大喜功-人民利益受到侵害”这样一个批评性的框架下展开。在这个框架中，政府/官方被描绘为强权的、好大喜功的、不民主的、不尊重人权的、不尊重文化传统的、排除异己的、不诚实的，总是作为施动者出现，这个形象是强势的，与其相对的人民则是弱势的、权力受侵害的、利益被无视的、愤怒的，总是以被动者的形象出现。

第三，以上的形象塑造反映了《纽约时报》以“强权—民主”这样的政治形态来划分世界上的国家，将中国与西方放在对立面上的意识形态，依然延续着冷战时期的思维。然而由于西方与中国在很多根本问题上观念的不同，如人权、民主等，因此造成双方不在一个框架下对话，沟通无法实现的问题。总结说来，《纽约时报》关于上海世博会的报道鲜明的反映了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冷战思维的残留及其对世界局势的二分法的判断，而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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